发表于《读书》2014年4月,第105-114页。原文过长,难以自裁,承蒙责任编辑大刀阔斧,并掌控尺度,文章得以顺利发表,非常感谢。这里是经过重新校改的原版,与发表版相比,补上了“动机与特殊论”一节,以及“警惕”一节中删掉的部分。另外,此文与《警惕科学》互为表里。
警惕科学家
田 松 二〇一二年第十一期《读书》发表了我的《警惕科学迷信》,这个标题政治正确、四平八稳,很不符合我故作惊人之语的风格。其实,我的原题是《警惕科学》。这是我第一篇明确地、公然地、全面地否定科学及其技术的文章。当我敲出那四个字的时候,也曾双手发抖,琢磨要不要再委婉一点儿,谨慎一点儿。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有着无比巨大的惯性。所以我很感激编辑的谨慎与善意。 其实,在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的同时,在逻辑上,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果大于其正面作用,给社会造成的麻烦大于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从而为全面否定科学埋下了伏笔。下面,该轮到科学家了。 一,科学共同体 小时候写理想,很多人写过长大要当科学家,为人类造福。那时我们相信,在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的幸福之间有必然的关联。诺贝尔奖的设立就建立在这种关联之上。做一名科学家是骄傲的、自豪的,这种特定的职业赋予了从业者以天然的道德优越感。然而,当这种关联不再必然,乃至由正转负的时候,科学家群体遭到怀疑,也是自然的。 科学家这个群体,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科学共同体。在以往的主流话语中,科学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学是神圣的殿堂,科学家就是殿堂中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科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两种形象:一种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他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不惜上火刑柱;一种如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他们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毅然放弃国外的好生活,回国效力。在这两种描述中,科学共同体既是知识共同体,又是道德共同体。 然而,现实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呢?即使高居殿堂顶端的诺奖得主,也有剽窃、造假的,还有给希特勒造毒气室的。中国的情况更令人尴尬。 科学家的形象,我们不妨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加以讨论。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曾经指出,科学家具有两种形象,一个是沉思者,一个是魔法师。所谓“真正的”科学家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过的。传说阿基米德在罗马人攻破家门的时候,还在研究几何问题,他刚说了句,不要弄坏我的圆,就被罗马兵一刀砍了。这是科学家作为知识探索者(沉思者)的标准形象。不过,与古希腊相比,当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不是原来的科学,科学家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了。魔法师全面取代了沉思者。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科学都是哲学(以及宗教)的一部分,是自由民和贵族从事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动,技术则掌握在工匠手里,是哲学家不屑为之的形而下活动。科学与技术几乎没有交集。牛顿书写三大定律的不朽著作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也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今天被称为科学家的那些人,他们从事科学活动都是出于个人爱好,其活动经费或者来自祖上的家产,或者来自贵族的馈赠。现在常说的科学活动的动机,忽略其宗教因素不提,诸如探索自然奥秘、满足个人或人类的好奇心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在那个时代,贵族支持科学活动也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一座小岛(汶岛)连同岛上居民都送给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让他在上面建天文台,观测星空;为他提供宽裕的科研和生活费用,长达二十余年,直到本人去世。其投入不可谓小,但他并没有要求第谷为他创造生产力。他供养第谷,大概像供养音乐家作曲、画家作画那样。科学知识也如音乐绘画一般,是精神性的知识。第谷大概偶尔陪他聊个天,给他占个星,就算回报了。如果说科学还有什么社会功能的话,那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提供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解释方案。但在当时,科学的解释方案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最重要的。 二,嬗变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并向全球蔓延。到了二十世纪,科学被所有“现代”国家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精神性的科学变成了功利性的科学。 在形而上的层面,科学继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功能。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它所提供的解释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取代了各个传统社会基于本地生态本地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科学家取代了中世纪的神父,成为知识的拥有者,世界的阐释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技术——“科学的技术”——由科学推导、衍生出来的技术,使得科学拥有了一个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为技术的来源。 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经验技术具有地方性,多样性,适应本地环境。而科学的技术则是普适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所到之处,经验技术纷纷遭到废黜。于是科学家不仅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乃至于创造者。这个角色是神父所不敢企及的。 二十世纪是科学及其技术全面扩张的时代。科学的形而上功能稳步推进,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质等基础知识的总体框架在此世纪上半叶已全部完成,为物质世界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可以计算的解释方案。科学的形而下功能则迅速膨胀,科学中与技术相关的部分,以及“科学的技术”本身不断发生质的变化,社会生活不断翻新。甚至生物学由博物学科学变身为数理科学,也成为高技术的母体。二战之后,科学之作为技术母体的形而下功能后来居上,成为科学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功能。 吴国盛教授有一种说法,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是求力的科学,这个描述在吴国盛的理论框架里是非常自洽的。不过,在我描述的问题中,把“求力”改为“求利”更为恰当。“求利”是当下科学的核心特征。虽然“求力”不完全是为了“求利”,但如无力,则不能为利。 二战期间,美国集同盟国之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动用四万三千多人,投入二十二亿美元,造出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科学”活动,此前个人作坊似的科学则被称为“小科学”。科学进入了“大”的时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转了一个直角弯。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意在探索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这是古希腊哲学寻求物质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结果却是比太阳还亮的杀人武器。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自己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本来是哲学家,怎么变成了做炸弹的?这是我们投身科学的初衷吗?”这是第一批可能也是最后一批成规模的反省自我、思考科学伦理的科学家。此后,再没有科学共同体有过类似的集体反省。 现在,科学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大学中自然科学门类的院系以及不同层级的研究机构,都是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在西方社会,虽然依然有少数私人基金如当年的贵族之供养科学家,没有功利要求。但总的来说,国家与社会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下功能,要求科学家生产出具有实际用途的知识——由科学到技术,由技术到产业,这被称为研发(R&D)和创新。基础学科如纯数学、理论物理等依然存在,但在资金投入上与实用学科不可同日而语。并且,支持基础学科的理由仍然是应用。最典型的说法是法拉第的名言:“你知道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将来吗?”如同沉思者宣称,他的沉思会产生新的魔法。当下的“无用”在未来的可能的“大用”,是基础学科强调其自身价值,争取社会地位的重要理由。 科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大科学时代,只有极少数学科还能由一个人靠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一台计算机来完成。大多数科学活动需要人力、物力以及社会制度的支持。大型实验室和大型设备都不是单个个人能够建设、维持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需要在社会结构中有一个位置,比如大学、研究所中的职位、职称;后备队伍同样需要体制中的名分,比如硕士、博士头衔。于是,国家和社会通过行政手段、课题招标、基金分发、教授名额发放、博士生名额发放等形式,足以实现对科学的总体掌控。科学家的个人志趣,要让位于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反过来,科学家必然被课题、项目、基金等大大小小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科学家从思考终极问题的哲学家变成了被赋予具体任务的工匠,从主动的思想者变成了被动的从业者。按照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说法,科学活动从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 在这种机制之下,那些有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学科更容易获得支持,得以生存与发展。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更容易得到应用;而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学科则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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