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应是在好奇心驱使下自由自在的研究
作者： 嵇少丞
人不同于动物，不能光想着什么东西好吃？
从2012年第8期读者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新华字典》，开始我还不相信，后来拿出《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找出猪、牛、驴、羊、鸡的中文解释，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地吓一跳。
“猪：一种家畜， 体肥多肉，肉可食，鬃可制刷，皮可制革，粪是很好的肥料！”
“牛：家畜名，力量很大，能耕田、拉车，肉和奶可食，角、皮、骨可作器物！”
“驴：一种家畜，像马，比马小，耳朵和脸都较长，能驮东西、拉车、耕田、供人骑乘，皮可制阿胶。”
“羊： 家畜名， 毛、皮、骨、角都可作工业上的原料，肉和乳供食用。”
“鸡： 一种家畜，公鸡能报晓，母鸡能下蛋。”
……
当下大城市里的孩子，吃过很多猪肉，没看过一次猪跑。作为权威性中文字典，至少应对猪、牛、驴、羊等动物给予一定的动物学、形态学和生态学的描述，让孩子即使没有见过这些动物从今之后也能认识这些动物，不要一上来就是杀了吃肉，再把它们身体什么部位可以做成什么产品，活着的时候用来做啥劳动工具等说给孩子们听。《新华字典》这样的解释已经由来已久，反映我们中华文化十足的功利性。
一个国家最权威的字典，却站一个屠夫或大厨的立场，对动物的描述主要就是哪个部分可以做成什么菜吃，甚至还有吃啥补啥的食疗说法（猪头肉，耳丝、红烧猪蹄、炒肝尖、炖猪心、肥肠、紫色血料、五香酱驴肉……），另外哪些动物死后做成什么器件，实在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哀！
似乎基于同样的文化基础，我们中国人谈生意甚至谈工作也要到饭桌上谈，不在一起吃喝，无法联络感情，无法相互信任，无法买卖产品。
有学者做过如下心理测验：给受试人看三幅图画，分别是鸡、牛、青草，让他们将其分为两类。结果大部分中国人把牛和青草分为一类，而把鸡分到另一类；而大部分西方人把牛和鸡归为一类，而把青草分为另一类，西方人这么分类是认为，牛和鸡都是动物，而青草是植物。然而，中国人基于功利性，首先看到的是牛要吃草这个利益关系。
从这样的文化土壤，让我联想起我们中国人科学研究的驱动力。真正的科学研究是在好奇心驱使下的自由自在的研究，而不是各种功利性的驱动：职称、职务、工资、奖励、做官、院士、头衔....国内有的研究人员甚至觉得研究做好了，不得国家级大奖、不做官、不当院士，研究就是白做了，亏了。
系统的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为什么不能诞生并蓬勃发展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不能不与中华文化过分的功利性有关。即使中国古人的“仰望星空”也不是真正的天文学研究，而是为皇帝观天象，为统治政治服务；中国古代道士的炼（仙）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化学工程与采矿冶金的研究，而是为了皇帝的长生不老，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当下中国，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和实验条件都不比其他国家差，但是研究人员中又有多少不为名、不为钱、不为利、真正献身科学事业的人？许多科研人员一出了几篇国际SCI文章，就要申报各种奖励，就瞄准当院士的大目标飞奔而去。一旦为钱与名利做研究，这“研究”就掺水了，弄虚作假与浮躁吹牛就会趁虚而来。文革中科研条件那么差，中国科研人员还是做出一些国际一流的成果( 青蒿素的发现、 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发现、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一比20万地质填图，等等），现在条件这么好，真正的成果倒出不来， 令人深思啊。
最近，北京大学名教授陈平原先生提及王鸿飞博士几年前的一个观点： “以我在Columbia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我所在的研究所和中国最好的大学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以美国三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陈平原写道，“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读科学网上的争辩文字，竟有不少人认为王文在理，只是不该说得那么透彻、那么决绝”。其实，任何不带偏见和对西方大学有足够了解的人，也都看到王鸿飞提到的问题，只是不想说出而已，当然即使不是99%，至少也有95%。然而， 正是这95%的人正在花费国家90%以上的科研经费、正是承担着中国科研与大学教学主要任务的主力军呢。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追求真理是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使命”，发表在海外一个华文报纸上，说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迄今还没过时。
追求真理是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使命
据说，当年牛顿讲微积分，有位小商人发问道：“这学问有什么用？”，牛顿仿效古希腊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数学家欧几里德先前的做法,气愤地扔给他一英镑，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还想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爱因斯坦讲相对论，有位珠光宝气的富妇问：“这有什么用？”，爱因斯坦引用Benjamin Franklin的话反问道：“刚出生的婴儿有什么用？”
时至今日，那位鄙薄小商人和无知富妇关于科学的提问有时也会挂到政府官员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口头。他们似乎只关注科学与引进人才的物质功能，完全不顾科学的内在精神价值。他们只欣赏科学之树上有实用价值的果实，为果树浇水施肥也只是为了日后采摘大批果实，而要将科学森林中暂时不结果或不以结果为目的的树木不屑一顾，或统统砍倒，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人类再也不认为科学更崇高的使命正是在于对真理的追求。
科学家常常发牢骚：“我们这个时代是工程师和企业家的时代，绝不是真正科学家的时代。人类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能满足食欲和肉欲就够了，他们用不着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科学家。现代生活追求利润和效率，真理、心灵、思想，再没人要了。”
太急功近利，势必鼠目寸光。整天直愣愣地想什么树上结什么果实，什么果实好吃，这是任何猿猴都能有的想法，只有大智的人类才会想到宇宙的起源，地球的演化，物质的组成，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类能变得更聪明吗？这类问题。所以，科学更深层的本质表现为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有益于人生活得更好些，而是使人类对真理的沉思更完美，这正是人类比动物更高尚的一面。
整天直愣愣地想什么树上结什么果实，什么果实好吃，这是小松鼠都能有的想法。
加拿大有位世界著名的教授，在学科的年会上遇到几位已成名的他过去的研究生，晚上一起下馆子吃饭。大家围着桌子坐好，等了二十分钟也不见服务员送菜单来，有位高足打趣地说：“看，饭馆都不愿为我们服务了，因为我们是搞纯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一帮无用的人。”。他那低沉的声音像一片阴云掠过了餐桌。谁也没再说话，谁都在想自己作为科学家对社会有什么贡献，难道这社会真的用不着我们了？老教授看着大家一板一眼地说：“科学家是唯一能够愉快地、自觉自愿地干自己本行的人。现在就是把你们的工资消减百分之五十，你们还会选择干科研这一行，而这正是我们同时代人所缺少的。他们只是硬着头皮为了挣钱苦应付而已。假使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的职工，都像科学家追求真理一样热爱自己的工作，以尽善尽美的精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以此为最大的快乐，那么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将大有希望了。我们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既享受了乐趣，又表现了自我。”
我的一位同事说：“我死时要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科学家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极乐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和上帝讨论科学。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沉浸在一种与宇宙、与真理同在的激情之中。思维活动给科学家带来乐趣，而这在鄙薄的小商人和无知的二奶眼中则毫无乐趣，就如同一个太监面对三千后宫佳丽。
笔者曾是位德国亚历山大·洪堡学者，在波茨坦爱因斯坦塔边的地球科学研究所学术度假一年。德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奠基人 -- 威廉·冯·洪堡 洪堡有句名言：“大学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是职业或技术培训中心，更不是卖文凭的机构。”。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好像和洪堡的思想正好相反，把大学“改革”成一种新兴的产业、商业和生意，学生成为顾客，父母为他们买单，教授变成“摆地摊儿的”，教育的源头活水——“学”正在逐渐枯竭，科学终极价值的东西，在这里也正演变成找份工作的敲门砖。如此戕害教育和科学，其实不就是戕害一个伟大的民族走向世界文明前列的未来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