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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形曲线：科研人生的理想与绩效 李 侠 这几年一直给研究生开设一门专业课《实践的科学社会学》，课间也经常会和同学们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科研人生该如何规划？这个问题看起来很俗，很有些功利主义的味道，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问题。如何把功利与道义结合起来，实在是一件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毕竟人生只有一次，谁也无法重新来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不可逆的有限时间内，理性地处理好学术理想与人生绩效这样的大问题，对此，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关于自我实现的诊断呢？我们所拥有的用以实现学术理想与人生绩效的资源并不是很多，而这期间唯一共有的资源就是时间，对于时间的经济学分析恰恰是一条最佳的路径。 我们可以把人生的过程用钟形曲线（正态分布曲线）来表达，那么学术理想相当于曲线的高度，人生绩效就是曲线下所围成的面积，粗略来看，约等于工作时间与学术高度的乘积。把这个人生钟形曲线模型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处理人生理想与绩效的问题就面临三种选择：其一，在工作时间确定的背景下，最大程度上提高学术高度，这样就可以获得比较大的人生绩效；其二，在学术高度提升有限的背景下，尽量延长工作时间，同样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人生绩效；其三，最理想的模式就是学术高度与工作时间同时增大，那么人生绩效自然是最大的。结论很清晰，那么具体的实现路径又是怎样的呢？另外，对于每个具体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会根据自身情况仔细权衡对于人生而言学术理想与绩效哪一个更重要？ 对于从事科研的人来说，学术理想至关重要，它具有正外部性，即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然而理想又类似一种准公共物品，这就导致学术理想的境界差异。笔者认为，学术理想可以粗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把学术理想定位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这是境界最低的理想，虽然无可厚非，但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贡献甚微；第二层次，把学术理想定位为对外在世界呈现出的秘密给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这种努力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宝库；第三个层次，把学术理想看作是来自心灵的一种神圣召唤与使命感，他的目标就是追求真理，以此彰显智慧的美德，这是学术理想的最高境界，对于人类的文明与文化的贡献也最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理想的匮乏是心灵的另一种贫困。人生绩效恰恰是与学术理想的方向相反的，它类似于私人物品，产权归个人所有。客观地说，学术理想与人生绩效之间存在比较复杂的关系，据笔者观察是一种倒U型关系，随着理想的逐渐升级，个人绩效刚开始有所增加，等到学术理想达到最高时，人生绩效反而降低。从这里不难看出，从事任何事业，没有理想是不行的；如果理想太高，人生绩效不升反降。所以，在科研领域做一个坚守学术理想的英雄也是不容易的。对于中国这样的以儒家实用主义传统为基底的文化来说，捍卫并践行崇高的学术理想的人是值得高度尊敬的，因为他是以可能牺牲个人人生绩效为代价的，而这部分损失很难得到当时社会的物质补充。所以，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认为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与宗教改革带来的清教伦理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由此不难发现，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提升从业者的学术理想基准线是当务之急，而这也是最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目标。 在人生的钟形曲线上，为了达到个体学术理想的最高顶点，所有的人都应该遵循的唯一原则就是，不屈不挠地努力攀登，尽最大努力实现最好的自己，这就是你对人类的贡献，也是你扩展人生绩效的基础；当个体处于学术理想拐点的阶段，虽然智慧的高峰期已过，但仍可通过不懈的努力尽量延缓学术理想下降的速度，毕竟人生的绩效与从业时间是成正比的。客观地说，所谓的人生绩效就是个体多年努力所积攒下的学术资本，根据行业基准收益率在学术市场中所获得的利润回报而已。但是人生“绩效悖论“却恰恰在于：年轻时学术理想很高，而人生绩效却很低；老年时学术理想几乎丧失殆尽，而人生绩效却达到了最高。其实这种现象是社会进化中衍生出的一种收益错位补偿现象，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老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也会享受这种绩效的错位补偿。问题是，当学术理想丧失殆尽的时候，对于个体来讲不去过多地恶意占用资源就是一种美德的体现。为了整个社会福祉的提高，资源向正在创造学术理想的群体倾斜，恰恰是资源配置最优化的体现。 整个社会的科技发展状态，是由构成它的科技共同体的学术理想的高度撑起来的。一个国家的总体学术理想有多高，它的科技发展就有多大潜力。而国家的学术理想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学术理想整合起来的。由此，我们知道，提高国家学术理想的最佳途径就是鼓励自由竞争，让所有的学术理想在竞争的舞台上公平地自由展现，最终导致每一个微观的学术理想都提高了，由此整体的学术理想才会水涨船高。如果科技体制不仅不能够有效地鼓励共同体学术理想的普遍提升，反而是压制或者掣肘共同体的学术理想，那么这个体制就陷入了“平庸的陷阱”，由此带来学术界的逆淘汰现象，最后，科技体制被锁定在学术理想的退化路径上。当人生绩效普遍不是由学术理想的高度撑起来的时候，科技界就演变为柠檬市场，最后学术市场失灵。换言之，当学术场域沦落到以包装和象征符号来维系其虚假繁荣的时候，学术界不可避免地处于失范状态。 学术理想不能搞批发与分配，它必须是文化多元化的产物，任何扼杀与妨碍学术理想生长的要素必须改革，实践充分证明，学术自由恰恰是学术理想生长的不可缺少的环境。任何一个族群，处于理想贫瘠状态都是很丢人的事情，另外，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应该切实保证所有人的人生绩效能得以无歧视地实现，这不是功利主义的问题，而是一种必要的社会道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