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l=]革命、文人、文学政治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三[/url]
陶东风
革命家和文人好像总是脱离补了干系：他们都喜欢幻想，有强烈的创新实验冲动。在法国尤其如此。这是一个盛产作家和革命家的地方，激进的革命家很多都是文人出身或喜好文学。
托克维尔认为，长期以来，法兰西在欧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个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到18 世纪中叶，也就是大革命前夜，文人在法国的地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法国文人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这个特殊事件“最终确定这场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 文人喜欢革命，但这些人通常并不卷入日常政治实践，也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他们的生活超凡脱俗，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也不担任任何公职，甚至也不是政治科学方面的专家。 然而，这些不实际卷入日常政治实践的文人又有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非常关心政治与公共问题。“他们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旧制度与大革命》，下同）他们关心的是一个革命的“原则”问题，比如社会的起源，社会的原始形式，公民的原始权利，法律的原则与习俗的谬误等等。总之是政治的“基础”问题和“顶层”设计，他们要做“总设计师”而不是工匠。大革命的前夜，他们更是高谈阔论，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但同时又浅尝辄止，并不都把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作为“志业”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蜻蜓点水，聊以自娱。托克维尔说，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这种因素。但这些作家们设计的政治体系五花八门，彼此分歧如此之大，以至根本无法从中调和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理论。 尽管如此，还是不难发现，这些激烈争吵、充满差异的作家们至少在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上是一致的，即“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个观念“仿佛是他们每人都设想到的，似乎先于他们头脑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并且是这些思想的共同来源。”可见文人政治哲学的精髓是迷恋理性设计，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按照先验的理性设计进行建构。这大约正是哈耶克一直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迷思。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与抽象理论的关系：革命实际上是依据与文人的抽象理论一样的精神进行的：对普遍理论和完整对称的立法体系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革命家和文人一样都“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 迷恋理性并不稀罕，至少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3000年来，它不断地在人类、特别是在文人的想象中闪现。但奇怪的是它为什么在18世纪的法国占据了所有作家的头脑？“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只停留在几个哲学家头脑里，却一直深入到大众中，使他们政治热情经久不衰，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有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呢？”这些作家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怎么“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惟有他们在执掌权威？” 托克维尔认为，18 世纪哲学家们普遍拥有的那些观念与他们时代作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格格不入，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这些观念与当时现实的矛盾和错位是当时社会提供的。正是当时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的现实，使人们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景象迫使哲学家在观念中拥抱“人人生而平等”的乌托邦思想。人们看不到旧制度有适应新现实的可能性，普遍认为这些制度虽已丧失效力（看起来又仿佛还要垂诸万世），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 作家们对于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和他们的经历和处境也紧密相关，并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托克维尔深刻指出，由于当时的法国没有公共政治自由，作家们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实际上很少参与公共事务，没有对于公共政治的实际经验，也没有机会受到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对政界从知之甚少到嗤之以鼻、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既难得有所作为，也看不到他人的有所所为。相反，“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换言之，文人也好，人民也好，其迷恋空想乌托邦和彻底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旧制度感到绝望，是法国不能在不废除旧体制的情况下通过逐渐改变体制来适应新形势。否则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实际情况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旧惯例的妨碍，同时又看不到任何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结果是被推入两难选择：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同样因为缺乏公共自由和从事公共政治的实践，不但文人缺乏实际政治经验，广大民众也同样如此。结果，在政治上同样无知乃至愚昧的民众对高举革命大旗的文人“言听计从，衷心拥戴。”托克维尔痛心地指出：“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迷信抽象理论的文人和头脑发热的民众可谓一拍即合。缺乏公共政治生活使人们不了解革命的危险并迷恋抽象理性。 法国文人的文学政治影响深巨，对文学政治的爱好甚至“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特权损害的纳税人，听到“人人均应平等”的口号无不精神振奋、欢呼雀跃。他们的每种利益诉求现在都可以乔装成高深的“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除了平民百姓，贵族也迷恋和拥戴文人及其文学政治。关于贵族和作家的关系，托克维尔指出：贵族阶级在其兴盛时期不仅领导政治事务，还领导舆论，是他们给作家定调子、赋予思想以权威而不是相反。而到了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里能尽情扩张，独自占有这个位置。”（178）吊诡的是，作家们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还全力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托克维尔感叹：“看到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这样盲目地促进自己的灭亡，常常令人惊异”。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问题依然在于自由体制和公共政治生活的缺乏。因为要使上层阶级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在我们当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从那时以来，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从未听见这座朽屋的任何撞击和噪音。由于表面上什么也没发生变化，他们以为一切都原封未动。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他们先辈的观点上面。”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新危险的来临，没有意识到自己鼓吹的思想会最终埋葬自己。他们依然像15世纪的贵族一样在谴责王权的侵越行为。在国王方面也一样。路易十六在行将葬身于革命民主洪流前片刻还将贵族视为王权的首要敌手，他不信任贵族，而资产阶级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样，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托克维尔说自己细心阅读过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把这项浩繁的工作做完后他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长期以来，无论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使人惊异的是，就连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宫、总督，也同样对革命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英国的情况就非常不同。托克维尔指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而不是相互分离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而且认为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在那边，人们宣扬普遍法则，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有些人负责领导事务；另一些人负责指导思想。”这种分离的结果是他们双方都不懂真正的政治：治国理民的官僚只知道行政的“细枝末节”而不懂治国之道，而制定抽象原则的文人则一味幻想空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实社会结构不合理，混乱不堪，如果五花八门的法律互相矛盾漏洞百出，如果社会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不平等到处存在，而在这个糟糕的现实社会之上又“建造起了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那么可想而知，它会受到人们怎么样的欢呼和拥护：“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 
